正在編輯咸美頓集團（章節）

== 歷史 ==

=== 創辦與初期發展 (19世紀） ===
'''咸美頓'''是老牌洋行，1826年由[[四都英租界]]創建者[[道格拉斯·咸美頓勳爵]]之子亨利·咸美頓以父親遺產創立。最初公司以生產及銷售馬桶為核心業務，在當時需求旺盛的市場中迅速致富。隨後，亨利將業務拓展至船運行業，並於1830年與半州菲臘賀曼洋行（Philip Holman & Co.）合併，將業務重心轉移至半州，進一步涉足地產及船運業務。

1834年第一次寧沙海戰的爆發對慶寧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咸美頓和賀曼二人因意見分歧因而拆夥，再次分拆為咸美頓洋行和賀曼洋行。亨利·咸美頓對慶寧的長期前景感到悲觀，認為該地政局不穩，因此決定將總部與船隊遷冊至四都咸美頓並大幅拓展航運業務，目的是期望在必要時能迅速撤離至東亞地區。這種策略雖然在短期內降低了風險，但在長期競爭中卻使公司業務發展滯後。

亨利·咸美頓於1859年退休，其子威廉·咸美頓（William Hamilton）接掌公司。威廉於1820年出生，12歲前在咸美頓生活，並於1840年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倫敦聖喬治醫院執業。1846年，他加入咸美頓倫敦分公司，隨後返回咸美頓全面接管家族企業。威廉積極投資於地產及銀行業務，透過收購成為市場領先者，並在1850年創辦[[咸美頓信託銀行]]。

1868年，老牌百貨公司「溫禾百貨（Wentworths）」成為咸美頓洋行的附屬公司，而「遠東麻纜公司」的資產也經重組後成立咸美頓興業，成為集團地產業務的旗艦企業。在威廉的帶領下，咸美頓開始在慶寧各地進行大規模地產開發，提升了公司的市場地位。

=== 版圖擴張與轉型 ===
在威廉·咸美頓的領導下，集團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時代。咸美頓信託銀行憑藉其英資背景與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熟悉，迅速成為外商與本土買辦的首選銀行。它壟斷了咸美頓匯兌業務，並為慶寧基礎設施項目（如鐵路、電報）提供巨額融資，從中賺取驚人利潤。此外，威廉極具遠見地認識到土地是咸美頓最稀缺的資源。咸美頓興業不僅在四都府大規模購地，更在帝國的新興市鎮及殖民地內，以極低成本圈佔了大量濱海優質土地，用於建設港口、倉庫和高級住宅區。這些地產在日後數十年裡價值暴漲，成為集團最堅實的資產基石。其後，集團利用其航運網絡，開始涉足茶葉、絲綢與鴉片貿易，並在馬來半島投資錫礦與橡膠園，初步形成了一個橫跨金融、地產、航運與初級產品貿易的商業帝國。威廉於1910年逝世，其子愛德華·咸美頓繼承了一個龐大但略顯臃腫的商業帝國。

=== 戰爭與沒落 ===
二十世紀初，以慶寧財閥為首的四大財閥藉其與政府的緊密關係開始完全掌控市場，咸美頓作為外來者的劣勢逐漸顯現。一戰爆發後，集團的歐洲業務陷入停頓，航運船隊因敵對國家的襲擊和徵用而損失慘重。愛德華·咸美頓過於依賴歐洲市場的戰略失誤，使集團元氣大傷。面對困境，愛德華未能果斷轉型。他拒絕接納新興的工業與製造業機會，堅持其傳統的貿易與地產模式，並對日益高漲的帝國民族主義情緒反應遲鈍，仍以洋行自居，導致其市場份額被本土財閥不斷蠶食。1920年，心力交瘁的愛德華將集團交給其受過劍橋教育、但缺乏實戰經驗的兒子查爾斯·咸美頓。此時的咸美頓集團，雖外表光鮮，但內裡已現衰頹之相，其帝國四大洋行之首的地位，已被更具活力的懷特洋化所取代。

=== 海港國際 ===
與咸美頓家族的保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本土勢力正在急速上升。杉和公爵周遠哲，一位天生的航運天才，敏銳地察覺到咸美頓集團在航運業的收縮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他於1923年正式創立海港國際有限公司。周遠哲不與咸美頓在遠洋航線上硬碰硬，而是專注於帝國本土與周邊屬地之間的近海與內河航運網絡。他利用其深厚的本土人脈，獲取了多條利潤豐厚的官方貨運專營權。預見到戰爭的陰雲，海港國際並未像咸美頓那樣將船隊分散於全球，而是集中力量鞏固帝國周邊的航線。在二戰期間，當咸美頓的船隊被困於歐洲時，海港國際的船隊因其航線位於帝國勢力範圍內，反而承擔了更重要的軍事與民用物資運輸任務，業務量不降反升。戰時，周遠哲積極參與慈善，捐資助學，並在戰時以低價為帝國政府提供運輸服務，成功塑造了忠君愛國的企業家形象，這與咸美頓的外來逐利者形象形成天壤之別。至1940年代末，海港國際已憑藉其穩健的經營和精明的政治站隊，一躍成為慶寧四大船王之一，為日後兩強的合併與鬥爭埋下了伏筆。

1950年代，周遠哲的兒子周崇達接掌海港國際，將公司業務範圍擴展至地產投資及高級商廈建設，以應對戰後經濟復甦帶來的城市化浪潮。1960年代，公司先後於山川都完成了國際大樓和太平洋大廈等多座地標性商業大廈的開發，奠定了其在地產行業的領先地位。同時進一步深化公司的多元化戰略，進軍融資、酒店管理及倉儲物流業務，成功打造了一個跨行業綜合企業。

=== 兩大家族爭霸戰（1970年代） ===
1971年，咸美頓集團以發行新股的方式收購海港國際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後，周氏家族持有咸美頓集團30%的股份，成為集團最大股東，而咸美頓家族持股比例下降至25%。然而，由於咸美頓家族仍然掌握超過半數的董事會席位，並保留董事會主席一職，集團的實際控制權仍由咸美頓家族主導。

隨著交易完成，周氏家族逐漸對董事會中的權力格局不滿，認為自身作為最大股東卻未能實現對公司的實際控制。1973年，周崇達開始積極遊說其他中小股東，爭取支持，試圖挑戰咸美頓家族在董事會中的主導地位。同時，周氏家族利用其在海港國際時期積累的地產及融資業務資源，吸引了部分高層管理人員的支持。

1975年，咸美頓集團的董事會開始出現明顯的分裂，咸美頓家族與周氏家族之間的對立加劇。咸美頓家族試圖通過增發新股以稀釋周氏家族的股份，但遭到了周氏家族聯合其他股東的強烈反對。此時，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法律訴訟，咸美頓家族試圖以公司章程中的條款維護其控制權，而周氏家族則以其大股東地位提出議案，要求改組董事會。

1977年，經歷數年的激烈鬥爭，周氏家族成功爭取到多數股東的支持。最終，咸美頓集團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通過了董事會改組議案，周崇達被選為新任董事會主席，標誌著周氏家族對公司的全面掌控。咸美頓家族被迫退居次位，僅保留少數董事會席位及部分名義上的管理職責。

這場控制權爭霸戰的結束，象徵著咸美頓集團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周氏家族上台後，對集團的業務結構進行了大規模重組，將資源集中於高增長行業。同時，咸美頓家族雖然退出主導地位，但仍通過其股份分享了集團的發展紅利，維持了一定的影響力。

=== 策略轉型與業務多元化（1980年代－1990年代） ===
周崇達上台後，開啟了咸美頓集團的周氏時代。他進行了一系列激進的改革，旨在徹底洗刷集團的洋行印記，將其打造成一個根植於希望帝國、面向全球的現代化綜合企業。首先，周氏大量晉升本土精英進入管理層，邊緣化殘存的咸美頓家族勢力。80年代開始，集團進行業務重組與戰略聚焦，被指是壯士斷腕，果斷剝離了長期虧損的傳統航運與初級產品貿易業務，將資源集中於三大核心領域：

* 金融：全力發展咸美頓信託銀行，使其從一家貿易融資銀行轉型為全牌照的商業與投資銀行，並利用周氏政商關係，成為國庫債券的主要承銷商之一。
* 地產：咸美頓興業進入高速發展期，憑藉其龐大的土地儲備，在帝國各大城市開發高端寫字樓與住宅項目，成為地產業的標杆。
* 醫藥：咸美頓藥業被確定為未來增長引擎。周崇達投入巨資建立研發中心，並通過跨國併購，引進先進技術與專利藥品，迅速佔領帝國高端醫療市場。

有別於咸美頓家族依賴殖民網絡的舊全球化，周氏時代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與慶寧外交政策緊密合作的基礎上，跟隨帝國資本輸出的步伐，進軍東南亞、中東及非洲市場。

至二十世紀末，咸美頓集團已成功轉型，其影響力與實力遠超咸美頓家族時代，成為慶寧財閥之外的另一股強大商業力量。

=== 巔峰與危機 (2000 - 2019) ===
進入新世紀，在周崇達之子周永仁的領導下，集團達到巔峰，但也埋下了覆滅的種子。2000年代咸美頓藥業成功研發出數款重磅抗癌藥物，暢銷全球，成為集團最大的利潤來源，並使其躋身世界級藥企行列。與其父專注商業不同，周永仁有著極大的政治野心。他認為當時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會福利與醫療改革（如藥品價格管制）侵犯了商業利益。他將家族與集團的命運，押注在女皇的一派身上，通過咸美頓信託銀行為女皇提供了巨額的政治獻金與秘密資金，深信只要女皇權力穩固，咸美頓集團將成為新朝第一功臣，獲得無可撼動的壟斷地位。

然而2019年景祥事變爆發，周永仁的政治賭博滿盤皆輸。女皇派系的政變最終失敗，施德賢在何佳臣家族等勢力支持下登基為新皇。作為女皇派核心金主與策劃者之一，周氏家族遭遇了毀滅性打擊。周永仁及其核心子嗣在動亂中「被自殺」或被捕後於獄中「意外」身亡。家族成員非死即囚，龐大的周氏家族幾乎一夜之間從帝國社會頂層被抹去。

根據皇室的安排，四都親王施德昭以「穩定國家重要資產」為名，動用其控制的基金，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全面收購了周氏家族持有的所有咸美頓集團股份。為避免市場劇烈動盪及維持集團運營穩定，四都親王保留了周家唯一倖存的、年僅二十五歲的旁系子弟吳宏文，將其任命為聯席主席。此舉既安撫了集團內部的周氏舊部，也向外界傳遞了平穩過渡的信號。然而，所有人都清楚，真正的掌控者已變成了四都親王及其背後的何佳臣家族。

=== 現狀 ===
如今的咸美頓集團，進入了「後台老闆」時代。四都親王為實際控制人，杉和公爵吳宏文作為聯席主席，更多是象徵性角色，負責日常禮儀與部分公共關係事務。集團業務被深度整合進何佳臣家族的商業帝國中，咸美頓信託銀行與慶寧銀行的業務被重新劃分，避免同業競爭，並在跨境業務上形成協同；咸美頓藥業的研發方向開始與慶寧工業旗下的生物科技部門對接；咸美頓興業的土地儲備，成為何佳臣家族進行城市更新的重要彈藥。曾經顯赫一時的咸美頓與周氏兩大家族，均已成為歷史。咸美頓集團的百年沉浮，見證了希望帝國從殖民餘暉到現代強國的艱難轉型，也赤裸裸地揭示了在帝國「三元寡頭」的鐵律之下，任何試圖挑戰最高權力核心的商業力量，其最終的歸宿何在。